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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保结余多被指比较抠看病贵情何以堪

2019-11-20 01:39:56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医保结余多被指比较“抠”“看病贵”情何以堪

近日举行的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第十六次年会上,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雷海潮指出,到2012年底,全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累计结余7644亿元。一方面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,另一方面是医保基金“钱多到花不出去”,医保基金的管理正面临效率难题。基金结余形成的原因是什么?是真的钱多花不了吗?如何看待这种“富足”?如何减少结余?

医保基金非“高富帅” 只是比较“抠”

在日渐规范的就业市场上,“三险一金”的概念越来越普及。因为,从国家制定政策的层面而言,强调了“三险(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)”的“最基本”社会保障作用,缴纳三险是国家社保政策规定,只要与所在单位签署了正式劳动合同,它就应该为你投保。换句话说,三险基金中的任何一种,不管空账还是结余,与每一位劳动者都息息相关。也正是因为如此,每当这个话题见诸报端,都会成为热点。

不过,虽然“三险”的定位与功能相似,但与养老保险基金的“空账”传闻不同,此次医保基金面临的“结余”,被认为是“钱多到花不出去”。

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,若要保证效率性和公平性,医保结余率一般要控制在10%以下。我国的比例是这个限度的二倍甚至三倍多,无怪会被与会专家和从业者称为“畸高”。

快速城镇化导致短期结余

城镇医保基金为何有增长并且结余?简单分析,无非两个原因:其一,纵向比较,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,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覆盖体系,覆盖面大,制造出的蛋糕自然也会大。其二,大规模纳入保险体系的多是青壮年劳动力,缴纳率高升的同时,还没有进入“病老”支出期,所以出现了短期的结余。

支出门槛高致“年年有余”

具体到政策上而言,医改政策研究专家、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原司长朱幼棣认为这是因为“我国的城镇职工筹资水平比较高,现在已经接近北欧,但是在支用的时候门槛过高,个人看病,除非大病,很少能用到基金部分,此外,大量农民工流动性比较大,个人账户上的钱可以拿走,但是公共账户的钱却留存下来了。”

其实,我们并不是医保基金“真富裕”,而是保障能力有限,舍不得花。李克强总理在前段时间引起广泛赞誉的“经济公开课”中也提到,老百姓(花钱)最大的后顾之忧,还是社会保障。公众“保障焦虑”,以及不时发生的因为救助缺失导致的“锯腿割肉”、“剖腹自医”、“抢钱救妻”等极端案例,足以说明医保基金“年年有余”不合理。

利用低效 保障不足

“当年收当年支,从理论上讲,不应该存在结余,即使是有结余,我认为维持在5%~10%比较合适。”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,既然医保基金使用原则应该是当年收支平衡,不应当有过多结余。如果结余量较高,不仅不能使效率最大化,反而容易被挪用,滋生风险。

这种结余的假象,具体而言,就是利用的低效率与保障不足的合体。

朱幼棣以报销药品为例做了解释,“治疗心脏病的药,国外可以用医保的有十几种,而我们只有两种,少得可怜,用好药的话要自己再掏腰包。” 很多人的就医经验是,从医院出来,一张数额不小的收费单上,“全自费”和能报销的常常对比明显。特效药、新药品和一些医疗检查由个人承担,报销的部分大多是日常用药、医疗材料收费。

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也证实了这种判断。尽管几年来有的地方报销比例从最初的20%甚至提高到70%以上,但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 《社会保障绿皮书》显示:42.7%受访者认为医疗保险报销比例低。如此,医保基金自然会有“钱多到花不出去”的假象。

趋势:

提高报销比例,扩大保障面

如何让“沉睡”的医保醒来,是有关部门当前面临的一个难题。

公众看病的吐槽,一个是难,一个是贵。针对后者,提高医保报销比例无疑是最有效的办法。朱幼棣认为要改变现状,总的方向是“需要管理部门加强改革,形成竞争机制,就像汽车保险,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弊端,因为车主有很多选择。”具体而言,他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改革:“一是要将结余经营好,实现有效增值,二是应该降低支用门槛,把更多的病、更多的药纳入可报销范围。”

唐钧也认为,解决结余问题,要提高报销的比例,“现在新农合政策范围内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约为75%,城镇居民基本医保为70%,可以再提高点。”

其实,这也符合深化医改的“顶层设计”。日前,国家卫生计生委体制改革司副司长、国务院医改办政策组负责人傅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从深化医改以来,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加快推进,医保的保障水平也在不断提高,到2015年,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将提高到每人每年360元以上,随着财政补助的提高,参保人员的缴费水平也将相应增加。

需要注意的是,目前结余较多的是城镇职工医保,与城镇相比,农村的情况仍相对窘迫,这就需要加快“城乡统筹”。“新医改”的基本理念就是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,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。

对于这个问题,朱幼棣认为当前要打破医保“二元”结构还有困难,因为“我们城乡之间医保统筹水平差距太大,而且有几千万流动人员重复参保了。”同时,他建议借鉴日本医保模式,分三类统一全国的筹资水平:第一类,是政府雇员和大企业职工,以个人缴费为主,第二类是小企业职工,企业和职工各一半,第三类,是农民和无职业城镇居民,以财政代缴为主。

同时,在生存环境恶化、食品安全等问题影响下,大病越来越多,而医保却在大病保障上略显无力,大病致贫的案例屡见报端。“可借鉴居民医保个人和财政共同掏钱的模式,在有条件的地区,由政府出资一点个人花费一点,鼓励个人购买商业保险,解决大病花费过高的问题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教授公开呼吁。

此外,从开源的角度来说,只有充实基金财力,才能强化保障能力。近年来,随着全民医保体系的初步建立,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有了基本保障,但公众对医疗费用负担重反映仍较强烈。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,也明确提出提高国企上缴红利比例,主要用在充实社会保障资金不足上,可以预见,这对于解决百姓看病难、看病贵等问题,将起到很大的疏解作用。 李佳莉 李光金

观察眼

花好结余考验政策平衡能力

谭敏

民众普遍感觉看病贵,而医保却钱“多”得花不完,这种以低保障换来的高结余,并非医保基金的初衷。怎样花好结余,实现与居民需求相匹配的保障水平,考验政策的平衡能力和医保基金的管理水平。

医保制度设计上是当年收当年支的,花多了不行,医疗消费过多,容易导致浪费,更要想办法避免过度医疗甚至骗保发生;花少了也不行,老百姓的保障就会不足,解决不了必要的医疗需求。

医保结余7644亿元,反映的只是全国的总量。事实上,从目前来看,不同地区和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。比如,北京在前两年就出现过医保入不敷出的现象,东莞2009年也医保基金无结余。而且,在现有的医保中,既存在缴费高、保障水平较高的职工医保,也在缴费低、保障水平较低的居民医保和新农合,不同的保障水平,医疗消费不同,医保的结余也存在很大不同。因此,在政策调整过程中,还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更大的灵活性。

不过,也有一些明显需要政策予以改善的共性部分。比如,现在的医保在制度设计上,为避免因病返贫,加强了对住院和大病的保障,而在门诊报销的比例上一直偏低。看个感冒没有百元下不来,一直也备受诟病,无良药可解,应该加大门诊的医保支付比例。

再比如,对于每年一次的例行体检费用应纳入医保支付。按照医学经济学1比9的比例计算来看,前期健康体检花费1元钱,后期治疗便会节省9元钱。将体检纳入医保支付,可以对公众积极参加体检起到鼓励作用,做好自身健康管理,从根本上缓解看病难现状。

另外,还需引起注意的是,目前虽然医保有结余,但是,退休人员不缴医保,但平均医保基金花费是在职人员的3倍,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将使医保基金支付面临较大的压力。这也都需要政策提前考量,做好应对准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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